试解垃圾围城-【新闻】

试解“垃圾围城”

垃圾“无害化处理”，弃简单填埋转为焚烧，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垃圾资源化回收。中国的垃圾50%－70%是餐厨垃圾，可以做堆肥，即生化处理。

超过10%的垃圾年均增长率，陆续满负荷的陈年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的垃圾焚烧厂，历年累加的未处理垃圾……这是中国城镇当前的垃圾处理困局。

深圳、南昌、武汉、青岛、南京、温州等多个城市，先后遭遇“垃圾围城”。根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全国657个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1.1%，其中20.1%直接堆放，或简易填埋。以当年城市垃圾清运量1.64亿吨计算，仅上述657座城市，当年已堆积未处理的垃圾就接近5000万吨。

“去年温州垃圾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了。”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下称温州城管局）一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解释，2012年当地主要的制鞋工业区，在生产高峰期产生的工业垃圾多，造成焚烧厂短期内处理不了，又没有足够的应急填埋场，导致垃圾无处存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这位工作人员觉得挺丢脸，“一个城市环境做不好，那这个城市实在是不咋地。”自2012年8月，整个浙江省开始实施“四边三化”行动方案，集中对公路边、铁路边、河边、山边等区域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清运随意堆放的陈旧垃圾。

然而，这一方案也导致原已满负荷的温州城区垃圾处置设施，不得不超负荷运转。

出于应急目的，温州市政府紧急施行在各区县自保的基础上，共享垃圾处置设施。委托其他区域进行垃圾处理，除了按当地垃圾处理价格付费外，还要给予适当奖励。

这一做法缓解了温州城区2012年“垃圾暴库”之急。不过，“本来设备每年都有维修保养期，上半年垃圾产生低谷时停机维修一个多月。但今年比较特殊，未停机。春节到现在清运垃圾的量达到了每天3500吨－3600吨。”上述温州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温州城区所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负荷能力，不足3000吨，这意味着每天都多出500吨-600吨垃圾，至今仍靠部分库存、部分向尚有能力的永嘉县输送来维持。

尽管温州住建部门建议各区县在兴建垃圾处理设施时，尽量超前规划，适当考虑周边地区需求，但是说易做难。由于用地、民意等因素影响，一般地方政府也仅能考虑本区域垃圾的消化问题。

真正要消化现有的库存垃圾，需寻找更多途径。

填埋封场“杨府山标本”

被当地人称为“垃圾山”的杨府山垃圾填埋场，位于温州市城区东向的瓯江边，于1994年投入使用时，这一区域还属于温州远郊的江边滩涂。彼时，国内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卫生填埋的概念，仅限于“建个围墙围起来，不让垃圾流到海里去”的简易做法。

十年之后，这座庞大的垃圾山，成了温州主城区的一部分，周边有不少居住社区，温州第二十二中学也坐落于此。垃圾山发出的恶臭，已令周边民众怨声载道。而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临近瓯江的这一区域，还属于高端CBD地块。

2004年杨府山垃圾填埋场容量接近极限后，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终场处置，并通过绿化来恢复生态。温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主任李航回忆，当时国内有一些小型垃圾堆放场实施了终场处置，即以重新回收再利用为主，综合焚烧、重新卫生填埋等手段。

然而，温州市政部门考察全国各地情况后发现，比较成功的案例，都是一些较小的堆场，像杨府山这样的大型“垃圾山”的终场处置，难以借鉴。于是，温州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收到了整体搬迁、综合利用、就地打包处理等几种方案。其中，整体搬迁和综合利用方案，不太具有可行性。

这个占地约130亩、垃圾存量170万立方米的垃圾山，若要进行整体搬迁，搬迁和选址费用都是大问题。温州市因山地多，可利用土地不足，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已是寸土寸金。即便能够选新址，也难免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再加上整体搬迁需对垃圾山重新开挖，“本来这个山体表面的垃圾已经干化了，再去挖掘，相当于用个搅屎棍在里面搅，那味道就大了”。李航还担心，垃圾在运往新填埋场的途中，对整个沿线环境都会产生影响。

这些垃圾的再利用价值也极低。温州曾组织专家对场内垃圾进行过检测，发现其中可利用的部分很少，垃圾山的成分以煤灰等渣土类物质为主。“温州也好，国内其他城市也好，垃圾分拣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经由拾荒者解决了。”李航说。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观点，认为有必要对垃圾场再次检测鉴定，以准确判断其再利用价值。

在2004年对杨府山垃圾填埋场封场处置时，温州城区垃圾已基本以焚烧发电为主。堆放近十年的垃圾，热值已经很低。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伟明环保）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若强行焚烧热值不达标的陈年垃圾，产生致癌物质二恶英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存放了一两年的垃圾，适当分拣后可以进焚烧炉，堆放五年到十年的基本不行”。

最终，温州市有关部门决定，仿照国外一些大型垃圾填埋场改建为绿地的个案，采纳了就地打包方案——对垃圾山体的地表层用高密度聚乙烯膜覆盖以防渗，再加盖1米厚的覆土并种植绿化。同时，在垃圾场周边地下，用帷幕灌浆的方法，进行垂直防渗处理。

除了渗滤液和气味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垃圾分解产生的沼气，亦是填埋场面临的一大问题。

李航介绍，杨府山垃圾填埋场在开始覆膜作业后，气体渐渐无法自由散发，气体自燃甚至爆炸的风险随之上升。在终场处置工程之初，杨府山填埋场就发生了一次自燃。

为了有效防火防爆，杨府山填埋场在终场处置时，除了设置导气横管，还将50米的竖井间距，缩小为30米，且专门设置了一名消防安全员在施工区域进行巡视。

不过，李航亦坦陈，像杨府山这样的简易垃圾堆放场，先使用后处置实属无奈之举，整个杨府山填埋场的终场处置和生态恢复工程，总投资超出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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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处理”不无害

国内主要的垃圾填埋场，多建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也就是利用一个原始的坑或者沟，直到埋不下为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介绍，卫生填埋在国内始于2000年左右，即采取防渗措施。

防渗方法分为黏土和防渗膜两种。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为了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水土，垃圾填埋场的底部也应当进行防渗处理，既可进行覆膜处理，也可以利用黏土防渗。

在已经填埋垃圾总重高达170万吨左右的杨府山垃圾场，重新对垃圾山底部铺设土工膜已难实施。温州市环境保护设计科学研究院经过勘探发现，杨府山填埋场底部土层以弱透水性的黏土和淤泥为主，两者渗透系数均未达规定标准。

但黏土相对防渗效果较好。温州地处沿海，杨府山地底滩涂以厚厚的黏土、淤泥层为主，李航深感庆幸，“如果不在温州，没有这个地质条件，处理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赵章元也指出，“很多地方连黏土都找不到，所以做法就五花八门。”一般防渗膜主要采用国际通用的高密度聚乙烯，厚度为1.5毫米-3毫米。尽管相关规定要求防渗膜应铺三层，但因投入不菲，国内各地做法参差不齐，“条件好就会多几层，不好的也就铺两层”。为了更稳妥，很多国家铺设五层，像韩国甚至铺到十层。

即便防渗膜铺设到位，国内外大量的事实与材料证明，这也很难完全防止渗漏，因为膜体会破裂和老化。

“防渗膜上是高达几十米深的垃圾，因为垃圾种类不同，出现了不均匀沉降，容易错动。”赵章元透露，他曾与化工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一项研究，经过检测与论证分析后发现，这种防渗膜最多时效就是七年。

之后防渗膜虽未降解，外观尚好，但材料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了，“防渗性能不行了。”赵章元说。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2003年的勘测调研结果表明，卫生填埋场很难真正防止垃圾渗滤液对土质和地下水的污染。即便是拥有20多米厚的黏土、淤泥层的杨府山填埋场，也已经对底土和周边4米以内的浅层土壤造成了重金属污染，周边污水的污染指数，是污水排放标准的数百倍。“怎么做都防不住渗漏，最终我们主张淘汰！” 赵章元说。

彼时，国家正在制定“十一五”规划，要废弃填埋场，又没有替代方案的时节，规划中垃圾怎么处理便成了问题。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观点，此时被提了出来，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截至2012年底，中国投入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142座，总处理能力为12.4万吨/日，发电能力260万千瓦/时。

目前，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卫生填埋占73%，焚烧处理占20%，堆肥仅占7%。与卫生填埋相比，垃圾焚烧发电厂造价高昂。

北京鲁家山焚烧厂，号称亚洲规模最大的垃圾发电厂，日处理能力3000吨，总投资高达21亿元。温州第二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永强垃圾发电厂，在2003年获批，2005年投产。至此，温州市区的垃圾，基本实现全部焚烧。而伴随当地垃圾产生量的增加，临江垃圾发电厂一期、二期也陆续兴建投产。永强垃圾焚烧发电厂规模较小，日处理能力为600吨，且采用伟明环保旗下公司自行研发的技术设备，总投资相对较低，但也要2.1亿元。

焚烧发电厂的资金投入，温州全部采取BOT模式，即企业自行筹资建设运营，政府给予一定年限的特许经营权。所谓特许经营，就是在期限内，保证将一定数额的垃圾交给焚烧厂处理，并由政府向其支付一定的处理费用，一般价格在每吨65元－73.8元之间。以温州单日产出垃圾3000吨计算，当地财政每年的垃圾处理费支出应在7000万元以上。

一般25年－30年期限后，厂房设施及运营全部交还政府。在上述温州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看来，这种做法缓解了政府一次性投资的压力，将其转化成了“分期付款”。

垃圾焚烧发电厂输出的电力，也是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外，垃圾焚烧后的炉渣，也有一部分被用作烧制砖块，或铺设路基，同样能带来一些收益。

垃圾焚烧发电厂还享有税收“三免三减半”，即从取得经营收入的第一年至第三年免交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

并且，还有发电增值税即收即退、项目建设可申请国家财政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措施。以伟明环保为例，该公司在全国运行着八座垃圾发电厂，可享受上述政策。其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近8000吨。

然而，焚烧处理也有显著弊端，即焚烧所产生的烟气和飞灰污染。特别是致癌物质二恶英，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中国生活垃圾热值低、水分含量高的特点，也是较易产生二恶英的原因。由于二恶英检测费用高昂，一次就要花费数十万元，国家对相关企业的要求，只是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排放监测。

“目前国内检测机构也比较少，只有几家，企业自测以外，政府部门一年也只能抽检一次。”上述温州城管局工作人员担心，每年两次检测，很难对每天的二恶英排放量作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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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回收的未来

垃圾“无害化处理”，弃简单填埋转为焚烧，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垃圾资源化回收。中国的垃圾50%－70%是餐厨垃圾，可以做堆肥，即生化处理。温州市有关部门已经计划，在当地专门建设一个餐厨垃圾处理厂。项目总投资预计为2亿多元，一期设计日处理量为400吨，计划2014年投产。

至于餐饮场所和单位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在当地餐厨垃圾厂建成后，亦将统一进行沼气化利用。由于目前餐饮场所产生的泔水等，绝大多数都被利用作为畜禽饲料，油脂则用于制造生物柴油，或被违法经营者做成食用油售卖，均牵涉到利益。

而且，在餐厨垃圾统一处理后，餐饮企业预计要支付一定金额的垃圾处理费，上述温州城管局工作人员担心，“真正到那个时候能不能操作起来，可能非常难。”

在一家民营企业的参与下，杨府山垃圾填埋场建成了一个利用垃圾产生的填埋气进行生产示范性项目。耗资1200万元，于2012年建成，设计有效出产期五年。预计杨府山垃圾填埋场每天产生的沼气量可达1.2万立方米左右，精制后有6000立方米天然气。

由于温州2013年下半年才会开始使用天然气，目前杨府山填埋场产出的精制天然气暂时还无法大规模利用，只是被运往当地于2011年提前兴建的液化天然气储备站。尽管如此，浙江合坤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小冬依然认为，垃圾填埋气精制天然气大有前景。他以杨府山项目为例进行对比后称，若垃圾填埋气用于发电，净收益为178万元/年；用于生产精制天然气，净收益翻倍，达396万元/年。而且，“甲烷，可以储存；可以长距离运输，不像发电如果用不掉就浪费了；还可以降低碳排放量”。

然而，无论发电，还是精制甲烷，都要建立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研究员陈立雯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目前整个思路是鼓励焚烧，事实上不管是焚烧还是填埋，都是末端处理的方式。源头上不解决垃圾管理分类，不管建设多少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都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温州在一些社区进行试点，首先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厨余垃圾分类。由于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处理设施，收集后仍是统一焚烧。“今后要开展分类减量，从源头到终端处理都要分类，最终分类利用，分类填埋。”上述温州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称。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自然之友做过不少国内城市的社区活动，结果显示垃圾分类工作还属于“雷声大、雨点小”，虽然政府在呼吁，但没有出台相应具执行性与约束性的规则，因此社区无力执行，使垃圾分类还停留在摆放垃圾桶层面上。

陈立雯曾多次到国外考察垃圾处理，发现诸如北欧等国家已运用零废弃的垃圾思路，“零废弃不是说一点废弃不产生，而是尽量少地产生，即最少化的末端处理，追求最大化降低影响”。欧洲一些国家从源头上治理垃圾，不断出台法规来约束，且控制垃圾填埋与焚烧，使其比例均在降低。美国西部的加州地区更具代表性，如不允许建设大规模垃圾填埋场，提高垃圾填埋设施上马的成本，通过这些末端的控制来倒逼垃圾回收与源头控制。

目前，国内还没有看到这种改变，还没有在末端做一些行之有效的限制与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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